評論｜言說之外
區秀詒
在「重繪亞際民眾劇場歷史圖譜II：新馬印的在地實踐與互聯」中，三位講者皆來自於馬來群島（Malay Archipelago），一個有著千絲萬縷關係、脈絡的區域─馬來西亞的沈國明和印尼的Muhammad Febriansyah 與丁東（Dindon W.S.）、安筱霏（Ratu Selvi Agnesia）。前者聚焦於1937 年以前，20 世紀初馬來亞華語劇場歷史脈絡的梳理。而後兩者則不約而同從不同角度切入印尼1966 年蘇哈托（Suharto）總統掌權後所發動的「新秩序」（New Order），一個對當時而言新的政治語言，鏈接了印尼與延燒至東南亞區域的冷戰狀態。
以下回應，並非直接針對三位講者個別的實踐或方法學，而是從講者們所提出的命題所折射出來，而未被展開或揭露的關係網絡。這個關係網路，於我而言才是本場次討論最迷人的地方。
延續自「民眾在何處？」郭慶亮老師所提出對「眾」的想法，聽起來像是嚴肅而沉重的詰問，讓我想起印尼的異議詩人維吉．圖庫爾（Wiji Thukul）。他在世時寫過一首題為〈花與圍牆〉（“Bunga dan Tembok”）的詩。
如花一樣
我們猶如你不願意
耕種的花
你更喜歡建造
房子與掠奪土地
如花一樣
我們猶如你不願意
讓我們存在的花
你更喜歡建造
大道與鐵欄杆
如花一樣
我們是在自身土地上
被摧殘的花
如果我們是花
你就是圍牆
但在圍牆的身體上
我們已經灑下種子
有一刻我們將會和自信
一同成長：你必需要粉碎於我們的自信之中
無論在哪裡，暴政必需要倒下。
維吉．圖庫爾曾在梭羅（Solo）參與劇場活動。他的一生可說是與印尼新秩序捆綁在一起。出生兩年後，印尼發生政變，親美的蘇哈托推翻了蘇卡諾（Sukarno）政權上台。隔年，新秩序躍上歷史舞台，1998 年，新秩序終於隨著蘇哈托的倒台而落幕。維吉．圖庫爾也在新秩序落幕前神秘消失，坊間不時傳來他已被暴政剝奪生命不在人世的消息。
這首美麗的詩，有著非常鮮明的問題意識，一個清晰的敵人形象。昨天晚上我抵達新竹後和許多論壇的參與者聚餐，餐廳裡人聲鼎沸。我安靜地坐著，聆聽著這些許久不見的友人談起許多關於抗爭和革命的事。威權從過去至今乃至於到未來，必定會一直存在。然而，威權卻是不斷異變的生命體、基因經過人類歷史的漫漫長河不斷突變的病毒。革命所抵抗的對象因而亦一直在改變，就像是一頭合成幻獸（chimera）。希臘神話裡會噴火的怪獸喀邁拉（奇美拉），恍若由不同的獸之身體部位所組成的身軀，逐漸演變成異化的組成物的概念。延伸於此，革命所欲抵抗的，是一個由自我和他者不斷組裝、改變自身結構，無法明確定義的對象。
「藝術歸藝術，政治歸政治」這句話，經常在為了規避普遍大眾意識中政治的汙穢之狀態下為人所提起。法國哲學家賈克．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曾經在文章裡談及政治與藝術的共同性，在於想像或虛構（fiction）。當然這裡的政治指的不僅僅是政治事件或議題，而是生命結構與框架的核心。洪席耶的觀點展開了政治與藝術間關係的積極面向。這個關係的構成，指的並不只是在藝術作品中呈現政治批判問題，而這也不是唯一的關係構成方式。正如在剛剛的分享中所聽到的，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的串聯關係，並非僅局限在民眾劇場的交流之中。
維吉．圖庫爾的〈花與圍牆〉所欲抵抗的「建造」，在五○至六○年代大眾電影的流行歌曲中都有類似的敘述。1959 年，當時馬來亞電影大亨陸運濤旗下的國際電影懋業有限公司（簡稱電懋）曾推出一部跨越香港、台灣、新加坡、泰國的跨國取景電影《空中小姐》。電影的女主角葛蘭飾演一位以當空中小姐為志業的年輕女子。其受訓屆滿的第一趟飛行任務，目的地便是台灣。下榻於圓山大飯店的空中小姐被台灣的同事要求以她美妙的歌聲送給他們一個見面禮。葛蘭於是在電影裡唱了一首〈台灣歌〉─「我愛台灣好地方，唱個台灣調／海外線長山又高，山上叢林是瑰寶／四通八達有公路，南北有鐵道／太平洋上風光好，台灣成寶島」。
這首〈台灣歌〉的原曲，是台灣作曲家許石的〈南都之夜〉。原本被包裝得跟政治無關的一首見面曲，提及了許多跟建設、建造有關的名詞。大道作為進步的指涉亦同樣出現在維吉．圖庫爾的詩作之中。而其原曲〈南都之夜〉實際上有一個更原初的版本─〈新台灣建設歌〉（1946），呈現了對於四○年代中期日本戰敗後對當時台灣政治、社會狀況的期盼。
而如沈國明提到的馬來亞華人劇運，其發展的早期和二○年代左翼運動的萌芽有關。隨後三○至四○年代的馬來亞左翼運動，和一支民間組成的軍隊─馬來亞人民抗日軍─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從沈國明的分享，我們意識到20 世紀上半階段馬來亞時期尤其是華人劇團和左翼運動之間的鏈接。然而，這個鏈接所展開的層層網絡卻往往遮蔽於民眾視線之外。這裡面如在馬來亞人民抗日軍的抗日活躍時期，日本在台灣徵召了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加入軍隊之中，前往當時的馬來亞和印尼的戰場效力。
又如印尼新秩序的前哨，和馬來亞緊急狀態（1948-1960）的時序事實上非常接近。而兩者也都是冷戰島鏈中，延伸自主流「抗共意識」的核心「戰役」。英國殖民政府曾在馬來亞緊急狀態時期以優厚獎金犒賞馬來亞共產黨的投降者或舉報共產黨員的民眾。馬來亞共產黨的前身即為馬來亞人民抗日軍。而英殖民政府所提供的獎金則來自於馬來亞的橡膠生產。橡膠在冷戰時期的熱戰如韓戰發揮了重大功用，如裝甲車、坦克車輪胎等都以橡膠為主要原料。
這一切交纏不清的關係，往往是我們以為面對的僅僅是單一敵人的時候，隱匿在表層直面關係之下被遮蔽的權力結構。而這個為具有「虛構」權力的人、組織乃至於民族國家所遮蔽的權力結構和「互聯」關係，正是這一場次三位講者言說之外的，或許值得我們再去探究的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