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身體、社會與劇場的邊界
王楚禹
引言
很高興有機會和在座的從事民眾劇場創作的朋友們交流。我本人是多年從事 行為藝術創作的藝術家，之所以今天能參與劇場藝術的討論也源自我這幾年從行 為藝術語言脈絡中延伸到劇場的一點實踐。這個跨界的實驗緣自十幾年前與王墨 林相遇相交。他以一個劇場創作者的身分投入到行為藝術的領域，考量的比較多 的是怎麼從行為藝術裡面獲取對劇場的啟發，我則一步步走進劇場創作的實驗。
通往劇場的途中
作為行為藝術家與劇場導演的討論，我與王墨林往往把行為藝術家的身體表 現與演員的身體表現作為討論的核心，以此來判斷語言及觀念主體是否成立，以 及行為藝術對劇場觀念的可能性開拓。對身體的思考經驗在這個跨界合作的實踐 中成為我們一個重要橋梁和催化劑。這裡沒有行為藝術家和演員，只有身體主體 觀念的舞台再造，身體遂行力在表演時的激發與掌控。
自激浪派（Fluxus）對行為藝術語言的拓展以來，即興與偶發對劇場藝術也產 生了深刻的影響。對行為藝術語言的借鑑讓其開拓了表達上的新空間。納入了即 興和偶發的劇場藝術看上去有行為藝術的影子。但其根本的意圖還是從表演者的 身體出發再回歸表演者的身體。因為劇場藝術的總體要求歸根到底還是表演本身 構成語言表達力。即興或偶發也都在為劇場的總體情境、情節或核心觀念服務， 是劇場的一部分。新興的劇場藝術對傳統劇場結構的突破關鍵在於將演員的「身 體主體性」從導演權力中分割和獨立出來，這同樣來自於行為藝術語言的影響。 也就是說，戲劇通過削弱「表演性」來顯示「真實」的力量。這也是現代戲劇及現 代舞在美學上的重要轉向。
「表演」這個概念因為劇場的審美和歷史脈絡，長期受到一個「完美模仿」所 限制。如果與表演行為的功利性相比較，行為藝術家在作品中是對「表演性」加 以利用，這種運用的目的往往是為了消解表演性。傳統的「表演」概念是指將情 節和技藝表現出來（依據《現代漢語詞典》）。而這裡的「情節」和「技藝」在行為藝 術語言中都不是目的。行為藝術的語言形式與身體行動的目的在於將觀念和思想 準確有力的傳達出來，其美學的基礎也源自觀念表達的意向情景和哲學運思。如 果行為藝術的即興與偶發作為劇場元素中的最高要求，無疑是對劇場綜合性觀念 表達力量的強化，也是對傳統劇場概念的重估。於是，我們開始以「觀念劇場」 的概念來界定行為藝術與劇場的某種內在聯合。
在這些討論之後，我們嘗試將行為藝術與劇場以觀念為核心進行一種內在統 一，將演員的身體主體性在舞台上得到解放。2015 年，我參與了王墨林《哈姆雷 特機器詮釋學》（以下簡稱《哈機》）的創作，從劇場的外部逐漸進入了劇場的創作 實踐中來。在《哈機》裡，我們四位行為藝術家將各自創作的行為作品移植到劇 場空間，將這些相互獨立的行為作品重新組構。這些行為作品的觀念都來自《哈 機》的主題，對碎片的重組則遵循了劇場美學的秩序。工作方法與導演方式都來 自於對觀念的討論與身體觀念的激發。這個實驗裡的行為藝術其實是對行為作品 的「複製和表演」，同時空還有音樂和影像作品的並置，將一組具有相同觀念的行 為藝術作品作為劇場主要表演元素，將這些作品聚合在一個劇場的音樂、影像、 燈光的綜合敘述中展現出來。當然，行為藝術進入劇場格局時，它已經不是真正 的行為藝術，它將要犧牲掉獨立的、絕對的自由而進入劇場多層面互動的相對自 由。那麼，劇場對於行為藝術是否存在改造的可能性？如果劇場被行為藝術化之 後它會是劇場嗎？
公共空間中的觀念襲擊
與王墨林劇場的合作經驗給了我很多啟發，受益匪淺。《哈機》是王墨林成功 地引導了一個行為藝術化的觀念劇場。在接下來的創作中我則在思考將觀念劇場 行為藝術化。將一個劇場作為一個行為藝術的元素，將觀念歸納為一個立體的劇 場形態移植於現實社會的公共空間裡，它可以是一次觀念的爆炸式襲擊，也可能 自生自滅。這樣，劇場創作對社會探討的深入性和表現力都將比一個獨狼式行為 藝術更有力量。
2017 年，我做了第一個劇場作品《D民手案》，我嘗試將一個事件的討論移 植到公共空間。現場選在一個週末下午，有大量深圳打工者休閒的公園廣場，遭 遇工傷失去手臂的深圳工人覃劍榮因工廠老闆逃避責任而孤立無援，這是一個兩 年內上訪公檢法部門無果的社會事件。在中國大陸，這是萬千工傷工人境遇的一 個縮影。整個問題的討論圍繞失去的右臂值多少錢、國家機器的運作又是如何合 法化地拋棄了他。主要結構是以這位工傷工友和律師的對話為主體，來展示資本 社會對身體的價值判斷的過程。這其中的一整套權力運作體系，精緻地解釋了 「低端人口」身體價值的合理合法性。
（王楚禹提供）
覃劍榮價值六十一萬的手臂和鋼琴家朗朗價值一個億的手指頭同時並置眼前 的時候，器官的階級性被建構起來了。血肉之軀被附上商品價值的魂魄。身體器 官的意義被肢解後塞入了資本價值譜系設計的精緻的絞肉機中，完成了新時代的 底層民眾的身體血酬定律。這是我想在這個劇場裡討論的核心觀念。
我邀請了一位律師、兩位工傷工友及工人民間組織負責人，三方均為現實中 的真實人物。另外，我又邀請了六位在深圳打工的工人參與，他們是現場行為藝 術的主要表演者。前期，我對三方人物做了兩個月的調查、採訪和溝通。由於沒 有設定表演內容，我們沒有任何劇本和排練，直接上台。我設置了健身教練二十 分鐘塑造手臂肌肉的健身課。一名工人一直在用電鑽鑿一塊混凝土，最終從裡面 鑿出一隻矽膠手臂模型。一位美甲師前去將矽膠手指甲做豪華美甲。這一系列的 行為藝術都成為中心討論的背景和干擾因素，構成一個各司其職的並置的工作景 觀。這個行為景觀式的場面讓很多公園的民眾駐足並進入到討論中來，有關法權 是否平等的話語衝突在這個公共空間自然地發生了，劇場逐漸融化和消失於這個 公園的下午時空中。我基本上放棄了對這個劇場的任何話語的控制而放任自流。
在這個劇場的表達過程中，我一直在用機器的噪音和不斷發生的行為藝術 來破壞這個對話，我不斷用干擾來影響情節敘述。我不希望觀眾進入的僅僅是劇 情，即便這個劇情是一個真實事件。觀眾要將總體的現場作為視野，而不只是觀 點碰撞的論壇劇場。我將幾個行為藝術作品按照劇場的節奏分別實施。圍觀人群 是這個劇場必不可少的角色和語言因素。隨著第一個觀眾走進並介入到討論的情 緒中，劇場那個無形的邊界才會消失，我對現場秩序的控制和設計也將放棄。
社會語境對藝術生產方式的再造
一般來說，藝術代表著社會活力，如同社會的神經。所以，社會語境決定著 藝術主題和表現方式。這同樣是民眾劇場概念以及行為藝術概念介入現實社會的 重要面向，藝術語言往往是在自我陶醉中失去表現力的。在今天的中國社會，自 我陶醉的藝術喪失了社會語境的依託，顯得僵死而懦弱。當一個社會中大批試圖 想要主持公正的律師被吊銷了執照或者被捕，介入社會事件深度調查的記者也被 封殺和消聲，試問，這樣一個社會權力經得起一丁點司法公正和真相的追究嗎？ 由於社會危機變得迫切，藝術行動的方式就必須與時俱進。任何美學的思考和終 極問題的糾纏似乎是隔靴搔癢。歷史是由無數的當下塑造和推動的，每一個發生 在眼前的具體事件都是藝術對終極問題思考的自我擔當。
我們幾位藝術家今年（2018）的項目就是在討論這樣一個問題：如果一個社 會，缺失了司法公正和媒體自由的時候，藝術家能做什麼？我們的項目邀請了九 位藝術家，各自介入九個社會事件，將事件作為作品生產的素材，然後以藝術的 方式向社會發布九個事件的報告。我們試圖用藝術的影響力和傳播方式來代替律 師和記者介入社會事件。這些項目涉及到環境、人權、教育及工人維權。我們將 深入到這些事件的內部，與當事人合作將事件轉化為一個又一個作品：劇場、裝 置、行為藝術、繪畫等。在這裡，我們試圖用藝術的手段來傳播、轉述和記錄這 些真實發生的社會事件，用藝術的手段介入、輔助、討論和改造這些事件。
我個人覺得，在今天中國大陸，一部分藝術家不謀而合的社會藝術實踐的行 動與今天中國的政治生態有根深蒂固的淵藪，讓我看到八○年代台灣小劇場運動 那樣的影子。只不過，我們今天的介入是藝術家以潛入的方式到一個真實的社會 事件裡去生產，大多是如同潛伏那樣的秘密行動。因為街頭運動和街頭戲劇是不 符合中國國情的，我們還沒有「解嚴」。目前，此項目已啟動的五個項目裡有三個 已經處於警察監控之下而舉步維艱。我們的藝術家們的工作是在「潛行」狀態下 才能完成的。
劇場對社會事件的轉述和傳播
我選擇介入了一個工人維權的事件：陝西省商洛有五十六位工人起訴了中國 電信陝西省分公司無故剝奪了他們退休後的養老保障。在中國，國字頭的企業的 董事長是政府。這個訴訟的核心是電信公司為了擺脫工人退休保障，私自為員工 註冊了工商個體營業執照。這樣，工人和公司就成為了合作關係。整個陝西省數 千名為公司工作幾十年的老工人被無故清退，這數千名工人中又有這五十六位工 人奮起抗爭。這批老無所依的工人踏上長達十年的上訪之路，至今未果。中國電 信是國家資本的產物，這些工人面對的已經不是資本家那麼簡單。中國幾乎所有 媒體因為擁有中國電信的廣告業務而被消聲。在地法律援助的律師告訴他們，在 中國，起訴中國電信的官司還沒有贏的。法律援助之路被堵死。社會制度製造了 千萬的權利難民，他們在這個社會中沒有任何權力機構可依託，十年間到各個上 級部門上訪、申訴，茫然而絕望地尋找一個公正的判決。
我參與到這個事件中來時感覺到自己進入了一個社會劇場的角色之中。三個 月裡，我輾轉在秦嶺山區的五個縣，工人代表、律師、藝術家在三個月裡開了八 次庭審訴訟，兩次街頭維權示威行動，多次與工人們去各縣電信局、工商管理局 暗訪和調查，收集法庭證據。其間我以藝術家身分發布了《中國電信工人自救行 動調查報告》，為他們設計了兩個具有行為藝術語言的維權行動方案。
而最終法院暗示我們，一切判決都已經內定，無論你們有多少證據。這是一 次遊蕩在國家機器零件之間的旅行，空氣中都滲透著權力的味道，而這些老工人 們永遠無法靠近那些看似唾手可得的原本就屬於他們自己的權利。哪怕是一點點 的施捨。
藝術家的身分像幽靈一樣糾纏著我。我亦真亦假地扮演著一個曖昧模糊的角 色。當我切膚地感受到工人絕望的命運的時候，我才恍然意識到藝術的命運─ 我們都是權利難民，我們失去藝術表達的權利已經很久了。在一個價值觀行將沒 落的社會，抵抗便是存在，身體是藉助抵抗本身顯現它作為主體存在的生命之力 吧。在絕望的抗爭中，這些老工人們身上散發著一種抗爭的活力，這在中國灰濛 濛的底層社會中是一道靚麗的光線。
在這個過程中，我一直在尋找機會完成我的一個劇場作品的構想。這個構想 是空的，我只是像獵狗一樣去隨機捕捉我可以掌控和需要的東西。
由於第一個階段的訴訟全面敗訴，法院可能被上級引導了判決。消息傳來，工人們決定在宣判的那一天到商洛市電信局和法院門前示威遊行。在行動的前一 天，所有五十六名工人們要開一個行動前的會議。這個會議讓我產生了做一個劇 場的想法，我想讓他們在一個劇場框架下來開這個會議，我要用劇場的方式製作 一個會議的檔案。因為，無論是對於這個整體的維權事件本身的紀錄，還是討論 我們當下社會民眾權利立場的演變與走向，這個會議的場景都是不可漏掉的社會 抗爭的檔案。
這個會議的議題構成了我當時對一個社會劇場的幾種想像，首先它屬於「現 成品」劇場，我將這場會議直接挪移到劇場的空間格局中去。當然，如果社會條 件可能的話，我一定會將這場會議作為劇場來公開展出，邀請觀眾來觀看的。
人 物：全體五十六位工人、律師、五縣代表、工人發言人、藝術家、記者。
會議議題：法庭上的努力的第一個階段全面失敗，下一步該怎麼辦？律師總結 和規畫下一步上訴的可能性。明天行動的時間、路線、分工。如 果警察來鎮壓該怎麼辦？如果有人被捕了，我們該如何應對？等 等問題。
第二，它是一個歷史的景觀，我用類似英國工會的會議格局來擺設會議現場 的座椅。沒有主席台也沒有演講台。中國近代以來，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工人運 動，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時代既沒有工人階級也沒有發生工業革命，中國仍然是 一個以農民為主體的國家。早期的工人運動是共產革命需要的一個政治標籤，是 由其他階級引導的象徵革命的儀式，不像英國的工人階層是工業革命以來社會生 活的自然產物，他們是工人爭取權利而自然形成的自組織運動。而現在，中國真 正的由工人自組織的工人運動則是中國社會自冷戰以後工業資本發展的自然社會 產物。這些電信工人在長期的抗爭中形成了各縣代表，並通過選舉的方式從五縣 代表中選出了他們的對外發言人。這或者可以看作中國真正意義上的自組織工會 的雛形吧。
中國長期以來隨著工業的發展，數量龐大的工人階層形成，而中國的工會實 際上早已蛻變成為妝點國家機器、附會憲政體制的標籤而已，中國民間流傳關於 中國工會的職責是：吹拉彈唱、理髮照相。在社會中，工人階層則逐步淪為底層 權利難民的核心人群。底層工人在中國社會的權利遭遇可想而知，是否擁有屬於 工人自己的工會，決定著他們為自己權利抗爭的希望。
我想以劇場的形式記錄下這樣的一個歷史模型或者歷史時刻。我不想做任何 變化和任何藝術手法的介入去破壞它的完整性，同時，這樣一個時代裡的這樣一 個夜晚的一個工人會議，在今天中國暗潮洶湧的社會並不是個案，但它的確既真 實又恍惚，連同今年（2018）同時在深圳發生的佳士工人運動一樣，它是一種社 會歷史時刻的再次相遇。
好像被框入舞台的範圍內的一切都會瞬間成為幽靈一樣，劇場再造了一個自 己論述的世界，並提供了相對應的美學暗示。而現實裡所有的努力都比舞台上更 可以稱其為幻覺。第二天的行動與我們劇場裡所有的預言相一致，劇情在延伸到 真切的現實中立刻變回到極其套路的軌道。由於電信公司調動來大批警察，工人 被驅散，兩名工人被逮捕拘留七天。這次的行動宣告失敗。
這次行動前夜的會議被我製作成了四個小時的劇場影像《工會》，並製作了紀 錄片電影《螻蟻動力學》（2021），這個電影作品將成為我最後發布的計畫報告。 我把對這個事件轉述的形式交給了影像與劇場。
在這次行動之後一個多月，我參與了工人們的第二次抗議行動，這次我為工 人們設計了行為藝術的方案。我的計畫也依然沒有結束，藝術的指向不是事件輸 贏，而是我們是在哪個維度上去思考和介入。
這樣的一個劇場創作，其準備過程就是對一個社會事件深度和立體的調查和 感受過程，它外延出很多我們無法預設的空間，當我們翻越了美術館畫廊的圍牆 潛行於社會內部，我們才會將藝術的表達權力奪回我們手中。當我試圖用某種藝 術的方式去揭示和傳播這個被遮蔽、遺忘的立體世界時，劇場成為我得心應手的 工具，因為劇場就是方寸的社會的模型，提供給了我們一個藝術轉述的空間。
2018 年11 月26 日北京宋莊隱峰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