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台班」在富士康北門
從《世界工廠》到工人劇場的五年戲劇實踐
趙川
導論
自2005 年開始的上海民間戲劇團隊「草台班」，強調社會問題意識，以及戲劇與周圍生活的關聯，鼓勵普通人投身劇場和創作。2014 年趙川在四年調研後，與同仁集體創作並巡演《世界工廠》（2014-2017），深入產業一線研討工業、工人的歷史和現況。在此基礎上，草台班團隊直接與深圳清湖社區的工人一起，推動工人劇場建設，相信工人在舞台上不只是表達者，更有待成為文化的創造者。通過數年工作，從故事劇場、個案劇場到議題劇場的發展，逐步形成我們獨特的工人劇場工作方法。來自富士康北門外的經驗，是與許許多多工人合作產生的共同勞動成果。梳理北門實踐和經驗，除開始時，對有著歷史和地域距離的東亞及西方左翼劇場的借鑑；更重要的是，我們受著尤其是中國近現代社會進程和文化思考路徑的影響，工人劇場的實踐亦是一種積極回應。
一
從《世界工廠》的排演，到發展工人劇場，是我近十年來最為重要的持續性工作。回顧這一項工作，它必然關係到個人理解和思考世界的線索。我的意識形態教育，來自上世紀七○年代文革後期的高度左傾政治教育，和八○年代整個大陸知識階層的自由主義啟蒙，它們互為交織，有著辯證的作用。那些看起來已經模糊不清、不以為然的東西，或許真正起著作用。比如十來歲時痴迷的、關於綠林好漢的中國古典奇書《水滸傳》，大量魯迅的小冊子，八○年代初被規定學習的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及許多專注形式主義探索，追求現代改造的文學和藝術作品等。這種教育的底子，裡面延續著中國上個世紀裡數次改朝換代和以「五四」為標誌的文化顛覆能量。它是高度社會、政治關注的，相信進步的可能性，充滿了草根造反的「革命」精神。儘管進入九○年代，這一脈絡在大環境裡被普遍地空洞化、遭詆毀、淡化和被刪除。那當然符合著中國社會的全面轉型和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階段勝利。但我的教養，卻並不會因為「歷史的終結」而終結，它從內部影響到今天的工作，或可稱為是這些年探索的底色。
二
自2005 年開始的上海民間戲劇團隊草台班，由我和同仁們創立，雖然也已經歷成員更迭，但它一直以強調社會問題意識，以及戲劇與周圍生活的關聯，鼓勵普通人投身劇場和創作，演劇形式不拘一格等，而為人所知。
草台班有來自不同社會背景的人組成。我們的演出，往往不單是做一台戲，而是（一）首先創造著一種劇場。這樣的劇場通常發生在免費提供、不須審查的非演藝空間裡。它因應大陸社會環境，喻示著在現有制度框架下，人們聚會、演劇的更為生動、樸素的可能。比如我們常會用極短的數個小時，去改造、轉化，把日常實用場所演變成臨時的演劇空間。在那樣的現場，觀眾來看的不只是一台戲，他們同時能遭遇到一個全然不同卻十分真實的社會空間，看到能坐落進日常中的劇場。劇場首先就是人聚會的地方。它不僅是台上演什麼，也跟我們怎樣聚在一起有關。草台班的劇場，座位通常都不會特別寬敞、舒適。這種身體的緊迫感，一則讓人更容易投入到戲的議題裡，二則也保持一種真切的現實感。劇場的形態，我們對於為何聚到一起的想像，決定了演員要怎樣出現在觀眾面前，表演技術及燈光舞美，要如何被用於表達和溝通。這些年裡，在草台班的劇場裡生成的，是不斷回溯向實際需求的空間和美學。
多數的劇場討論和學習，圍繞戲如何在制式化的戲劇空間裡發生和演出，而忽略「空間」的社會屬性，實則它潛在改造和表達能量。對這種能量的探索，它超越了在具體藝術創作呈現中的價值，而上升為一種空間意識─它在多年面對現實的壓力之中形成，對於草台班戲劇尤為重要；與我後面要提及的工人劇場，作為一種政治文化空間的拓展，有著實質的關係。
在草台班的演出中，台上演出者來自現實環境，觀眾往往看出他們與自己並沒有很大不同。（二）我們在那樣的空間裡，強調的是普通人對社會議題的反省和態度。草台班最早從做集體創作開始。後來推動、發展個人視角的單人表演，再將個人的與集體的進行融合。它特別注重發掘每位參與者與所討論議題的關係，希望在演出中呈現這種關聯─我稱之為「逼問劇場」（interrogating theater），其中也包含了對社會關係的重建願望。「如果設想一種劇場⋯⋯首先，它肯定不是出於形式主義藝術革新的需要，而是想要完善一種對劇場與人關係的理解。社會生活是這種劇場主要關心對象，關心的方式不是反映，而是著力於穿透和更實質的介入，像是追問，甚至逼問。這真實決不是自然主義式的模擬、貼近或仿造。這種劇場要通過一定的方式，去逼近自己的、個人的和社會群落的真相，逼問的過程便是戲劇。它成為反省生活，以及其中種種問題的途徑。」1
草台班的演出絕大多數免費，原初為避免審查麻煩。（三）我們的每場演出結束後都會有演後談，從早期的《狂人故事》、《小社會》，到後來的《不安的石頭》、《世界工廠》、《草芥》等，都非常活躍。通常每場演出結束，就緊接了從幾十分鐘到超過一個小時的演後談。十多年之後，我更願意稱它為「演後劇場」。它由我主持，但觀眾往往是裡面最重要的角色，精彩與否主要取決於他們。總有部分觀眾，會從看戲的沉默中走出，成為情緒和觀點的表達者，大聲質疑、頌揚或爭論，把台上台下的區隔被打開。我們的演後劇場裡時常有人爭辯、掉淚。它讓看戲時得到的情緒和思考，得以延續，並轉化成人們自己的語言。在蘭州有人因此上台歌唱，在北京卻有人大打出手。它與論壇劇場的區別是，那種設置機巧，虛擬角色和推導問題的做法，本質上將問題「他者」化；演後劇場將恢復現實身分的演出者包括在內，人們以真實面目，直接回應和質辯劇中問題。那一刻，劇場是與「我們」息息相關的問題現場。
通過十幾年的工作，草台班合成了一種逼近真實的劇場觀演形態：從安置一個臨時演劇空間，到在裡面呈現不同背景演出者關於社會議題的集體創作，到由觀眾隨後介入的演後討論和表達。
（趙川提供）
三
2014 年草台班集體創作並巡演（2014-2017）了關於工業和工人的《世界工廠》。該戲源於我2009 年的英國曼徹斯特之行，籌備階段長達四、五年；它立足於草台班積累起的創作傳統，將討論、調研、紀錄和工作坊等成果融入進去，以集體創作的方式完成。
19 世紀曼徹斯特的紡織業興起，以及那些與之相伴隨的激進思想和社會運動，為探討當代中國的急速變遷提供了一種出發點和映照。工業革命至今，世界經歷無數社會變革，而今天的工人是怎樣在延續著「世界工廠」的歷史，並且能否掌握自己的命運？《世界工廠》探索從最早世界工廠的出現，到目前在中國的大規模存在，其中全球製造業中的時間、空間和政治層面，尤其是工人的生存環境。這個戲的漫長籌備、創作和巡演過程，讓我們深入產業一線，研討工業、工人的歷史和現況，發展一種作為社會研究和實踐的劇場方向。它不僅幫助我及同仁們，更好地看到一些重要的社會問題，比如中國大陸的工人問題，無時無刻不連帶著農村問題；並且，劇場作為一種深入社會議題的實踐活動，被清晰地當作我們的工作方向提出。
（趙川提供）
《世界工廠》的排演成了一個基礎。2015 年起，草台班團隊與當地工友服務機構「清湖學堂」合作，開始直接與深圳龍崗區的一線工人一起，通過演出、講座、工作坊和創作等方式，於2016 年秋，推動、形成了「北門工人劇社」。這個劇社是由在深圳富士康北門附近上班的工人組成，主要以劇場方式演繹工人生活、表達底層心聲。劇社成員們平時上班，業餘時間聚在一起排練、創作。他們說：「我們是業餘的，但這個業餘並不是閒暇無聊、打發時間，而是源自於內心的熱愛，正是出於這種熱愛，才讓我們聚在一起！」他們與草台班的吳加閔、吳夢及我本人共同工作，前後介入的還有高子鵬、張若水和黃丞元等，創作、排演了包括《小平事件》（2018）、《我們的故事》系列（2016，並包括後來的《打工的人》）在內的不少短劇，並在多種場合演出。
此後，尤其由於吳加閔在南方數個工作點的陸續拓展，我們與更多工人及服務機構合作，繼續發展已有經驗，進一步推動工人劇場建設。
四
數年前剛開始直接與工人們做戲，發現草台班原有經驗不夠用。以往我們會要求參與者，為了做好排演，要有更多的訓練、磨合時間，要求很強的專注度。而工人劇場參與者大都時間有限，流動性大。不過他們一旦投入，熱情高，表達慾望很強。因為受條件局限，他們往往多方面才能沒法得以發展，因此個人能力和想像力，都有很大的拓展空間。而且他們還不時懷帶著各種才藝。我們一方面在基礎層面將劇場技術簡約化，先破除站在眾人前表達的畏懼，讓工友很快可以獲得基本的表演和表達自己的經驗。另一方面，在一些嘗試後，我們調整出了以創作來帶訓練的嶄新思路。新的成員不斷加入，新的創作不斷展開，他們在表達和創作的過程中，逐步提升語言、形體和討論問題的能力及能量。
我們帶動的工人劇場，最基本的是「故事劇場」─從講述自己的真實事情開始，可以展開「我們的故事」、「我們父輩的故事」、「我們子女的故事」、「我們工廠裡的故事」、「我們家鄉的故事」、「我們的夢想故事」等等。北門劇社的《我們的故事》系列，講「我們是工人／我們有自己的故事／雖然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我們工人很多，這樣的小事也很多／正是這些許許多多的小事／占滿了世界工廠！」從2016 至今，在草台班協助下，他們持續集體創作和演出這個系列，前後近三十位深圳工人，包括夏平昌、秦昭斌、劉鵬、梁文斌和曾麗等，參與了創作和演出。這些短劇在周邊工人社區演出，登上頗有影響的「打工春晚」，2017 年更在深圳的南山戲劇節上獲獎，並於2018 年再度受邀演出。
故事劇場是每個人都能融入的交流、分享、創作和演出方式。它的演出結構，一旦創造出來後相對穩定，但又可因人而異，隨人員流動，可以不斷延展。它通過一定的工作坊方式，把每個人從自己出發的講述，進行內容、畫面的梳理和截取，彙集問題，交織情感，最後整合成劇本進行排練和公演。在這個過程中，不僅幫助梳理個人遭遇，也重新辨析了個體與社會的關係，從對「我」的打開中，提出問題，嘗試尋找理解「我們」命運的新圖景。這樣的戲劇，不是工人們通常在電視上喜聞樂見的插科打諢式小品，而是讓他們感覺意外，直逼他們現實處境的思考碰撞。那些熟悉的「個人」生活，以人們不那麼習以為常的「多數」方式，編織並呈現；生活遭遇，不再被歸咎於個人命運，而是經由劇場，通往一種集體意識和力量，透過小我，去看到時代裡的作為群體的工人命運的分量。
而創作方式上非常不同的《小平事件》，是以富士康女工「小平」的經歷為核心，由事件中的「小平」本人直接出演，傳播如何對抗工作場所的不公正，有著「紀錄戲劇」和「教育劇場」的特點。劇社核心成員「小平」，在工作中遭遇的那些困境，在工人的實際生活中有相當普遍性。因此，她與管理層鬥爭大半年，獲得的解決這些問題的相關經驗，值得通過戲劇排演，更清晰地傳達出來。創作這部短劇的方式，我稱之為「個案劇場」。它講述發生在女工身上的真實事件，啟用各種實際紀錄材料，梳理和呈現真相，並通過劇場化處理，提升出由該事件帶出的教育意義。《小平事件》不僅讓大家得以分享女工「小平」的遭遇和勇氣，更因此讓觀眾學得，經由她痛苦掙扎得來的、實際有用的方法。
這幾年形成的工人戲劇方式，從故事劇場，到個案劇場，或還有「議題劇場」等，以靈活的空間、時間和對真實的不同演繹方式，應對著不同的現實題材和工作環境。當然，這些並非我們獨創，而是在與許許多多工人的合作中產生，是我們共同的勞動成果。
這十多年裡，中國大陸新一代工人在文化、藝術方面，已有自己的成績和經驗，但從整體國家的工業、文化生產和文藝生活的水準而言，這一人群仍屬貧窮。自上而下的改變，當然是一種期待。但自下而上，自力更生，或更直接帶來生機。草台班因排演《世界工廠》，得以較多了解南方一線產業工人，並步入工人社區。我們投身工人劇場的動力，並非出於對某些劇場形式的興趣，而是在這一過程裡得到強化的認識─進一步拓展相關議題的必要性，和探索新方法的需求。梳理北門實踐，首先它是草台班劇場經驗及空間美學的延續。我們確是借鑑了有著歷史和地域距離的東亞及西方左翼劇場，更重要的是，這些行動尤其是在中國近現代社會進程和文化思考路徑的影響下，是發生在那些複雜的社會改造經驗的基礎上；我們走向工人劇場的實踐，是對那些歷程的積極回應。在對「劇」與「場」的社會張力關係的尋找中，我們沒有沿用已高度程式化的社區劇場套路，而是大膽相信工人在舞台上不只是自主表達者，更有待成為進步文化的生動創造者。
- 趙川（2006）〈逼問劇場〉，《讀書》第4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