迴盪在換幕到真實的裂縫中
石岡媽媽的劇場「相遇－越界」，
一條通往解放的航行
李秀珣
我從事劇場工作二十六年，劇場工作就像是一段段相遇到越界的過程，它讓我不斷地遇到一些人和事，而在這過程中也曾經不時地會想尋找退場機制，但又發現自己彷彿已踏上一段無法逆轉的航行，漫長的路途曾經覺得找不到出口，孰知這段航行之路逐漸變成一條通往解放的路途。
2000 年我參與「差事劇團」團隊，因此在九二一大地震後跟著劇團來到災區台中石岡，遇到一群客家婦女─石岡媽媽，展開一場心靈重建的戲劇工作坊。帶著一種對災區進行助人工作的想像，過程中，我們時而進行了深刻而感性的對話及與自己切身議題的分享，然而卻發現劇場依舊無法回應媽媽們現實生活的壓迫困境。從重建災區地方派系到盤根錯節的資源分配競爭，再到客家女性跨越私領域的社會參與的行動矛盾困境中，我也經常會被無端地「捲入」那未來不知會發生什麼樣未來的紛爭裡，而時時感到莫名的憤怒與不安。因此才意識戲劇工作坊裡我們所批判的現實社會，在以劇場形式所引導出社會議題的命題與討論下，已淪為了一個平面而靜止的世界。曾經自以為是的劇場感性與知識性的認知，於是經常讓石岡媽媽真實而立體的生活立刻給戳破，我才看清了自己作為一個民眾劇場工作者對知識的虛張聲勢、對民眾公共參與行動的浪漫想像。
在內心充滿空白的虛無下，我跑去念世新社發所重新練功，整理自己在實踐過程中的混亂與挫敗。來到社發所，透過所上實踐與理論間對話的磨練，重新釐清並理解過去自己在劇場實踐的浪漫想像，是座落在一個什麼樣的真實世界裡。也因此，在一段段的航行路途中，我遇見夏曉鵑老師而遇見「南洋姊妹劇團」，我更明白也更有勇氣地重回實踐中，思考著如何在行動中將每一次航行中的相遇轉變為同行的旅程，擔起自身作為一個民眾戲劇工作者應有的社會責任。
然而，我開始面臨自身的現實生活的挑戰，進入社發所沒多久媽媽生病，爸爸年紀也已大，當時未婚的女兒─我，必須擔負起家庭照顧者的重擔。原本長期在偏鄉農漁村裡生活及工作，我開始經常得在學校、工作、照顧父母之間南北奔波的移動。作為一個現代家庭「蠟燭多頭燒」的女性，我才又真正理解女性作為家庭照顧者的切身困境，如何深陷在世代之間對女性家庭照顧者期待的衝突裡。也唯有如此真實而切身的體驗，著實地讓我更加理解劇場裡遇見的每一位媽媽們，每當參加劇團活動所要面臨走出家庭的真實困境與心理干擾的掙扎，那麼劇場之於「我們」的行動意義又是什麼？劇場行動又如何能夠真實的影響或改變我們的現實困境？
2000 年4 月我來到石岡，在一個等待災後重建的客家村落裡，每一次公開的重建會議裡，總是看見男人負責談論重建，女人則是常被認定不懂這些事，負責倒茶就好。這引起了我們的好奇，石岡女性對地震的集體經驗又是什麼？於是差事劇團便讓這一群石岡媽媽們在戲劇工作坊裡，表達了屬於她們的地震集體經驗，選在母親節當天在自己的社區演出。當時地震的集體經驗依舊歷歷在目，透過戲劇感性的再現塑造溫馨感人的氣氛，台上台下大家都哭成一團，在眾人認同與媒體光環下，石岡媽媽進一步受差事劇團邀請到台北華山藝文特區的帳篷戲劇節演出。
對於大半輩子在農村從事農事勞動的客家婦女來說，戲劇節的邀演大概是媽媽們人生第一次所謂進城表演的經驗吧，每一位媽媽們為此特別添購新衣，相互地幫忙抹胭脂盛裝打扮出席。但演出的帳篷舞台卻在演出前遭遇颱風來襲給破壞得到處破洞漏雨，眼前的景象打破了石岡媽媽一直以為要到國家劇院級舞台登台的想像，夢碎了。我一直忘不了她們第一眼看到殘破的帳篷座落在當時雜草叢生的華山酒廠空地的失望表情。這表情突然讓我意識到我們與民眾對劇場行動的想像，存在著很大的認知差異。我仍記得石岡媽媽們依舊舉著雨傘在帳篷外等待登台的那個畫面。
（李秀珣提供）
地震災區來的農村婦女要登台演出，畢竟吸引了不少媒體來拍攝報導，無論是在舞台上或是鏡頭下，開始讓這些媽媽覺得自己可以不只是一個客家農婦，同時她們可以公開地說自己想說的話。因此在更多的媒體光環底下，又或是在他人私下的讚美慫恿下，媽媽們開始覺得可以一同成立劇團，透過戲劇轉換成社會教育者、生活藝術家的角色，傳達她們對社會關懷的聲音。進而她們覺得自己可以公開地發表伙房重建、以農民身分主動發起籌組果菜生產合作社，或是完成少女時期想當咖啡店老闆娘的夢想等等，尤其是將當時自己不能參與重建會議的想法給演出來。故打著「論壇劇場」形式，她們認為觀眾可以平等自由地上台，取代劇中角色表達自己對台上故事情節的想法與建議，無非是希望藉由戲劇內容，讓在座的社區觀眾跳脫當時伙房重建過程中圖利個人而陷入不斷吵鬧的困境之外，聽聽其他人尤其是女性的重建想法，藉此有一個分享重建想法的平台。
然而，恰巧觀眾登台的臉孔都是男性，其中一位在社區頗有地位的男性則更是直白地說：「我們客家婦女的美德就是家醜不可外揚。」他的話沒多久便在社區裡透過三姑六婆的耳語開始延燒，因而傳到石岡媽媽的家庭裡。曾經納悶自己的老婆何以開始對他的話有意見的先生們，突然明白老婆參加的戲劇班原來跟媽媽教室、土風舞班是不一樣的，開始不准老婆再參加戲劇課程。因此，有些媽媽感到害怕，私下想退出劇團；有些媽媽則是覺得自己回不去了，不願跟先生妥協，執意要繼續參加戲劇課程，並私下說服想退出的媽媽打消念頭。以至於後來有先生偷偷地在外面偷看太太上課的情形，社區也不時傳出這一群媽媽頭腦想法有一點奇怪的耳語。
眼前這些台下延燒的真實戲碼，衝擊了石岡媽媽原本的戲劇想像，一連串的事件也讓我自己嚴重地陷入到一種道德焦慮狀態裡而備感挫敗。作為知識分子和民眾戲劇工作者，我開始深感自身的能力匱乏、怯懦，不知該如何回應她們在現實生活中遇到的壓迫。當真實的權力伴隨著那位男性觀眾闖入了舞台，媽媽對演戲的想像、認為可以表達自己的這種以意義優先的情境演練，完全簡化了她們現實中複雜的社會關係。
夾帶著九二一地震重建災區資源與計畫進入災區，民眾戲劇以心靈重建之口號，轉為「社區劇場」的形式進入社區，我們又是否真能在一個短期的計畫性行動裡，真正辨識民眾是誰？因此，我開始質疑，劇場的行動到底是誰的劇場行動？而當我們不斷強調個人在劇場行動中形式技術的檢討與精進，以及如何和社會議題結合展現批判性之時，民眾的臉孔卻時常是模糊甚至是被運作化，因此民眾便僅僅是以「概念」上的定義而進行現身或現聲罷了。
（李秀珣提供）
民眾要如何能為自身行動而命名自己？我看到的是，民眾活生生的現場所遇到的壓迫，在成為了劇場中議題演練的課題後，我們在談的社會似乎就變成了符號和邏輯的演算；有沒有可能，劇場行動能夠回到且進入民眾的生命現場，成為真實的行動，將潛伏在台灣社會生活裡的壓迫浮現出來？因此，在和媽媽們取得默契下，有些先生不想要媽媽做劇場，那我們就相約石岡爸爸一起打麻將，把工作坊帶進家裡，開讀書會、觀看紀錄片等等；讓行動進入媽媽們的生命現場、鬆動權力關係，藉由這樣回到生命現場的真實行動，媽媽們的行動才能夠有真實的「實踐感」，民眾的主體才不會因此被形式技巧給簡化。對於權力壓迫的認知，媽媽們實際上也才真正透過彼此集體的支持力量碰觸權力現場，才能回頭看劇場行動的意義、去自我定義。
循著這樣重新認知的軌跡，2003 年我們更進一步透過後續媽媽們的訪談，共同合作完成了新的創作劇本《心中的河流》，也邀請其他專業劇場工作者走入石岡社區，接觸石岡媽媽們的生活與勞動環境。藉由《心中的河流》演出製作的合作，目的在於引介外界更多的支持力量，同時嘗試注入更多劇場元素（燈光、舞台），以藝術美學的柔性包裝，支持我們在《心中的河流》劇場行動中，針對無論是反對媽媽參與劇團的先生、阻礙客家女性起身自組果菜生產合作社的地方農會、社區閒言閒語的三姑六婆，甚至是當初公然表達客家女性家醜不可外揚的男性聲音等諸多偏見，所意圖與之進行對話的目的及自我行動命名。而在這過程中，雖然彼此已有行動共識，其實每一個人是充滿著不安與焦慮的。但我認為，也正是通過如此連結的集體行動力量，方能進行滲透以及改變我們每一位現實生活裡的壓迫者，對客家女性固有的偏見與想法。
這一路走來，可以說差事劇團打開了我的左眼，而當我從行動中目睹了媽媽們在現實中的生命困境與抵抗韌性，我才意識到自身知識與能力的匱乏，領悟出不只是要打開左眼，還要跟從民眾的真實生活視線進行實踐工作。革命需要勇氣，但它得透過彼此在行動中相互支持以進行培力的工作。因而我和劇團的媽媽們不斷地在這樣的行動中，一直維繫著相互學習、支持以照見自身行動的力量。
（李秀珣提供）
最後，回到我自身的現實生活裡，出生於一個所謂「芋頭番薯」、閩南客家跨族群婚姻家庭裡，我是所謂外省二代又是家庭照顧者。以劇場工作作為志業的我，經常在經濟上無法維持穩定，結果又莫名其妙地跑去念可能許多人都無法理解的社會發展研究所，因此長年來我已是家人認為的「loser」角色。在面對照顧家人的處境時，我經常獨自一人面臨著家人及家族對我在照顧上的壓力與責難，而哥哥卻能置身事外。當媽媽從生病到突然地離世，我立刻成為了一個沒有照顧好母親的罪人。但沒想到，民眾劇場的工作有一天也改變了我的家人，尤其是爸爸，對我的看法。在母親的告別式中，石岡媽媽開始走進了我的生命現場，因此翻轉了父親對我的想法，並在年節期間拜訪父親，解釋及說服父親認同及支持我的劇場工作。而南洋姊妹劇團也來到了我家人生活的社區進行巡迴演出，一場戲劇影響了鄰里對我的認識，改變了從家人口中認知的我是「loser」的想法；並為觀眾席裡同樣多是跨族群婚姻的鄰里爺爺奶奶們，抒發了他們長年在生活面臨歧視的情感傷害。
從相遇到介入，劇場的姊妹們、媽媽們也因此闖入了我的真實生命現場進行了現實的改變。我總覺得面對自己總是最為困難，但我們藉由劇場認識自己來認識她人，也藉由認識她人因而重新認識了自己。這一段段相遇的旅程就像在召喚彼此民眾性的過程，而啟動了一場從「我」到「我們」生命共患、共享、共行的解放航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