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重返受壓迫者劇場 南洋姊妹劇團的培力、組織、動員

重返受壓迫者劇場
南洋姊妹劇團的培力、組織、動員
夏曉鵑

我不是劇場工作者，不過我以素人身分參與過一些小劇團，學生時代也參加過鍾喬的「差事劇團」。我的發言主題是「重返受壓迫者劇場」，因為我對嚴格意義下的受壓迫者劇場是非常嚮往的，但在台灣操作時會有很多問題，因此認為應該「重返」。我不是戲劇評論者，而是一個行動研究者，我的實踐工作和研究是結合在一起的。我的發言是針對過去二十多年來，在培力組織、倡議移民移工議題，特別是跟婚姻有關的經驗和對劇場形式的運用，如何在台灣既有的脈絡和條件下，找到一條受壓迫者劇場的實踐方向。

我的實踐場域劇團是正式成立於2009 年的「南洋姊妹劇團」。在2009 年我們第一次演出的兩齣劇中，第一齣是關於婚姻移民，關於那些因家裡很窮而嫁來台灣但飽受歧視的女性；第二齣是關於越南勞工在逃跑過程中死亡的故事。最近幾年，我們的演出不再只是生命故事的分享，而是法律政策倡議，推動《移民法》、《國籍法》的修訂，姊妹劇團的表演也參與在倡議的過程中；我們的戲談《國籍法》如何讓人失去國籍的問題，也談新南向政策的階級問題等；我們在各式各樣的公共空間演出。我們進行培訓時，孩子也會跟在媽媽旁邊，有一次小孩說我們的戲這麼好，應該要去國家劇院演出，大家甚至真的討論要如何進攻國家劇院！

為何要成立劇團呢？南洋姊妹劇團是「南洋台灣姊妹會」多種組織方法之一。南洋台灣姊妹會的前身是1995 年美濃的「外籍新娘識字班」；2003 年姊妹會和數個團體組成「移盟」（移民／住人權修法聯盟）開始推動修法；2007 年底《移民法》修法成功。在姊妹會的年度集體評估活動中，大家發現修法成功之後還有很多問題，其中之一是我們太硬了，一天到晚都在上街，很難和人親近。於是，我們決定要搞兩個文化行動：一是拍紀錄片《姊妹，賣冬瓜》，二是成立劇團。

我的組織工作結合了民眾劇場也是偶然。1993 至1994 年我在美濃參與社區草根運動，當時發現很多來自印尼的「外籍新娘」不識中文，便很直覺地想開中文班，藉此集結大家。但傳統的上課方式很無聊，上完課大家還是彼此不認識。後來我回美國念研究所，讀到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學習到他也是從識字開始做起。我想起曾上過鍾喬的民眾戲劇培訓，又想到弗雷勒談到的「對話」可以結合戲劇，於是我回來台灣就找鍾喬一起帶肢體練習的活動。這群印尼姊妹在鍾喬的劇場活動中雖然玩得開心但又有點焦慮，事後她們說：「我們都是大人了，怎麼可以一直玩遊戲？老公幫我們帶小孩，應該要學有用的東西。」與鍾喬討論後，我們把桌椅排成可以對話的方式，仍以中文學習為主，但加入一些簡單遊戲。其中一次，鍾喬放一些圖片讓她們講自己的感受；這個活動我也曾在鍾喬的培訓中玩過，當時參與者都是知識分子，大家很愛講感受，完全沒有障礙。但這次和移民姊妹們玩一樣的活動，大家卻都不說話。三分鐘後，終於有個姐妹受不了安靜的尷尬，才說：「很漂亮啊。」我們問旁邊的人，她只答腔說：「跟她一樣。」我們才發現，受壓迫者很愛玩遊戲，但又很害怕，而自由表達其實是知識分子的某種特權。

我們經過很多折衝，發展出很多方法。每堂課有個暖身遊戲，帶動大家表達，開始討論問題，也可以學中文。與鍾喬合作十週結束後，我們就自己繼續帶。雖然我們沒有劇團，但了解劇場元素很重要，例如意識的覺醒。移民姊妹上過一陣子中文課後開始敢表達了，但是還沒有那種反抗意識，或沒有自己站起來的意識。有一次為了一起辦活動，越南姊妹在討論過程中發生南北越姊妹間的衝突，志工們很擔心姊妹們分裂成南越幫、北越幫。但我們又不願意用一種家長式的指導方式勸戒她們不能分裂，最後我們決定用論壇劇場的方式讓大家演戲，我們討論小孩子的教育問題：有兩個小朋友吵架，去找老師要他選邊站；我們要姊妹們小組討論解決方法並直接演出來，之後我再整理大家的解決方法並進一步討論如果大人像小孩一樣吵架時該怎麼辦。

後來移盟成立時，到立法院抗議。我們在中文班和姊妹們討論，大家決定一起去。她們第一次街頭抗議，大家討論要如何表達不滿，覺得中文不夠用，於是就用演戲的方式。移民姊妹作為受壓迫者，生活處處是戲劇，每天都遇到很多問題，每一天都像活在戲劇中。第一任劇團團長在她自己準備的公開演講簡報曾說，她們雖然中文不足，且來自不同國家，但是她們有豐富的肢體語言；她也談到她們如何用肢體表達想法，一開始很簡單，後來會有很多層次。2008 年，我們找了菲律賓民眾劇場的培訓者，他們的民眾劇場不只有做戲劇的方法，還有民眾戲劇如何跟組織結合。他花了很多力氣講解他們身處的權力結構，以及如何透過身體表現這種權力。團長說，她第一次看到壓迫是什麼、結構是什麼。姊妹劇團的創作是產生共識，這是一個組織的過程，不是導演寫的劇本，而是大家共同完成一齣劇。

我們的困境是什麼？劇團作為倡議的形式，也是一個新的組織方式，可以吸收新人，但大部分進來的新人都想當美美的演員，演一個受壓迫者，但妝都很漂亮。我們要怎麼說服她們？她們會問，為什麼別的表演團體都有錢？她們的關注是真實的，她們作為底層的人要負擔家計，上街頭但沒有錢怎麼生存下去？那麼，要如何平衡抵抗與生存？以及，資深姊妹如何成為組織者？我們劇團在達到共識之前常常吵架。

南洋姊妹會不只有劇團，還有歌謠、詩作。我和菲律賓草根運動很熟，我看到菲律賓運動組織裡很靈活地運用文化藝術工作，作為培力、倡議、運動、教育覺醒的方法。我很希望可以用這樣的方法，但發現台灣多數受壓迫者劇場是「關於受壓迫者的故事」，沒有把受壓迫者組織起來，而且演完之後受壓迫者繼續被制度壓迫，改變不了他們真實的處境。但這不是某個團體的問題，而是我們的環境就是如此，沒有成熟的團體間合作。後來，我的解決方式是試圖分工合作，鍾喬繼續做民眾劇場，我們做草根組織，而南洋姊妹劇團就是南洋姊妹會和其他民眾劇場的合作成果，試著找到一種可以運作的方式。就這樣，我們走了二十年才讓《移民法》修改了一點點，所以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