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亞際脈絡的民眾劇場流動史
李齊、雷智宇（Zikri Rahman）
什麼是生產方式？對於這個問題，我們的回答追隨馬克思的說法：它是各種要素的特定「組合」⋯⋯這些要素並非為了讓生產方式得以出現而存在於歷史裡，在「積累」和「組合」之前，它們已經以「流動」（floating）的狀態存在於歷史裡，每個要素都是自己歷史的產物，而不是其他要素或其歷史目的論的產物。
─路易．阿圖塞，〈相遇唯物主義的暗流〉1
本書是2018 年12 月13 至15 日在國立交通大學（今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舉辦的「民眾在何處？─亞際社會民眾劇場工作坊」的集體工作成果。經由較為寬闊的跨國比較視野，參加工作坊的四十多位劇場導演、表演者、藝術家和研究者們─他們來自馬來西亞、印尼、新加坡、泰國、菲律賓、香港、中國大陸、韓國、日本、澳洲、德國、莫三比克和台灣各地─結合亞際／第三世界社會的脈絡，針對民眾劇場實踐推進工作的兩個難題挑釁發問：首先，如何定位「民眾」這個不斷演變的概念？以及，在劇場參與和製作的形式中，「民眾」的概念如何持續發展、始終現身？
當我們談到「民眾劇場」的發源，不能不提到巴西劇場工作者奧古斯托．波瓦（Augusto Boal）在七○年代提出「受壓迫者劇場」這一經典的文本及其實踐。這種新穎的劇場方法一出現即受到極大的關注，從拉丁美洲迅速傳播至歐洲，再到達東南亞。各地的受壓迫者劇場都展現出他們獨特的地方氣質和多元的手段，且不斷超越盤根錯節的民族國家地景。民眾劇場的實踐不單是一種美學上的嘗試；在菲律賓、印尼、泰國和其他地方，它成為不同世代的行動者和政治運動者表達異議的途徑。生活在動盪的獨裁時代，參與地區動員和草根社運的人們用各種策略探索實踐受壓迫者劇場；其核心是與地方社群形成統一戰線，向底層民眾傳播自我教育和賦權的方法。在PETA（Philippines Educational Theater Association,PETA）和「油甘子劇團」等團體的努力下，劇場、社群與運動的結合變得相當普遍，我們將在書裡領略他們所採用的那些與民俗文化和社群傳統交織而生的劇場工作方法。
八○年代以來，為了推動不同地區的民眾劇團和行動者相互合作，由PETA等團體組織的各類民眾劇場工作坊扮演了關鍵的角色。這個緊密的合作網絡連結了菲律賓、印尼、泰國、日本、韓國、香港和台灣等地的民眾劇場工作者。跨地的民眾劇場合作不僅是在探索一種超越民族國家框架的全球連帶的可能性，更有助於拓展地方觀點和全球觀點的交流，以應對各地民主化浪潮下的動盪時局。這類具有深遠影響的議題工作坊中，為民眾文化工作者所舉辦的「訓練者之訓練工作坊」（People’s Theater: The Training and Trainer Cultural Workers）尤為特別。Muhammad Febriansyah 和鍾喬的文章都提到了這個工作坊給各地民眾劇場實踐者所帶來的啟示。來自不同背景、講不同語言的劇團和行動者們有機會聚在一起，向彼此學習如何運用劇場方法來推進各自的社會理念。投身於民眾劇場之中，實踐者們就捲入了關係的重構：演員與觀眾的關係，或劇場這個「黑盒子」與真實世界的關係。正如本書的作者們多次提到的波瓦名言─民眾劇場是「一場革命的預演」─正是在這過程間不斷翻湧起的激進想像，鼓舞著民眾劇場的生產和實踐。
這本書主要分為三個部分，分別關注（從第三世界觀點出發的）異質地域民眾劇場的社會歷史軌跡和批判省思。第一部分敘述了東南亞和日本的民眾劇團在地方語境中建築起的豐富對話和合作，和他們對當地的民主運動、社群賦權與左翼政治鬥爭的介入。這些文章梳理出民眾劇團們在各自地域脈絡下所面對的激進再現與劇場生產模式之辯證，為劇團們的實踐錨定了歷史感覺。第二部分則聚焦於台灣的民眾劇場，其中探討的主題包括由左翼發起的報告劇歷史研究、對白色恐怖政權的殘餘和至今仍纏繞著台灣民眾的冷戰意識形態的省思、從原住民祭儀文化中尋獲靈感的美學探索對劇場意涵的革新，以及社區劇場應用中的賦權潛能等。
在那些成熟的民眾劇場工作者們的實踐系譜之外，也有很多小規模的劇團和實踐者在新的當代語境裡生根發芽。本書第三部分，是向讀者介紹這些正在進行的工作。我們邀請釜山的「戲劇遊樂場SHIIM」、上海的「草台班」和中國獨立藝術家王楚禹為本書撰文。他們的敘述捕捉了各自處境中關於勞動、大眾、藝術表達自由等當代議題的細枝末節。來自「柳春春劇社」的書寫示範了在台北的都市公園裡做劇場的日常訓練，以及劇場工作者主體性的鍛造實驗。作為亞際民眾劇場的參照，我們還邀請了位於非洲莫三比克的「家劇場」以自問自答的形式與我們分享劇團在莫三比克首都馬普托（Maputo）市郊和當地社區一起工作的經驗。
本書試著透過這些實踐筆記，打開東亞、東南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民眾劇場工作的細枝末節；同時，我們也想記錄下那些投身於其中的人們身上散落的歷史和思考。所謂歷史，我們談的是複數的歷史（histories），遵循阿圖塞在其晚期著作中的定義：「每一種生產方式都由相互獨立的要素組成，每個要素都有其自身獨特的歷史。」2 阿圖塞超越了「（馬克思主義的）既成事實」─那種預先決定了各要素應如何組合、並採用既定的結構去再生產這些要素組合的歷史觀點；與之相反，他考察了具有異質歷史的「流動」要素們起初的相遇。這一極具洞見的哲學思考提示我們，應該從相遇的偶然性去理解唯物主義的歷史。
事實上，民眾劇團和實踐者從來不在自己的孤島上工作；劇團們有大量而密集的與社會各個階層相遇的經驗，在此過程中合作、協商並互助。「相遇可能不會發生，也可能發生」，阿圖塞如是說。我們在這本書裡想要捕捉的，正是由種種相遇碰撞而成的複數的歷史：要素與要素相遇，隨之眾人聚集，接著，一些事情就發生了。
從實務角度來談民眾劇場的生產，往往牽連著資源、補助、勞力、空間和觀眾等問題。然而，有別於一般的藝術活動，為了探索社會和生活的改造空間─無論是從邊緣處境出發，或是直面不平等的社會現實─民眾劇場的工作有其獨特的批判路徑。那麼，做劇場的過程裡，民眾劇團們如何平衡倫理與生存的考驗？我們想要理解的，是民眾劇場「生產方式」間的張力。
閱讀本書的過程中，讀者們可能會對民眾劇場的定義產生困惑。確實，我們不願給民眾劇場安上一個典範的、靜止不動的定義。民眾劇場可以是社區劇場、教育劇場、論壇劇場、報告劇、帳篷劇、即興劇場，也可以有其他任何形式的探索。比如，當民眾劇場的實踐者們如王墨林、王楚禹、「冉而山劇場」和戲劇遊樂場SHIIM與行為藝術「相遇」時，他們同時擴展了民眾劇場的形式和美學。作為「最貧窮的」藝術表達形式，行為藝術表演甚至只需要表演者自己的身體和他／她所處的任何空間，就可以完成一場劇場的生產。在這個意義上，相遇的開放性奠定了民眾劇場的激進本質。
回顧亞際社會過去四十年的民眾劇場發展系譜，我們想給讀者們留下幾個仍待探究的問題。本書中的大多數文章都聚焦於描繪特定歷史時期的網絡關係，但同樣重要的是，這些不同地區的劇團的合作和交往是如何發生的？而這些互動如何影響了不同政治體轉型中民眾劇場組織的特質和形式？從後改革時期的印尼，到因反對軍政府而出現民主衝突的泰國，再到黨外運動風起雲湧的台灣，前所未有的民主化浪潮不僅提供了人們重申他們政治訴求的可能性，當然也為作為「革命預演」的民眾劇場打開了空間。
與此同時，我們也在觀察世代更迭的民眾劇團們如何經歷興起與式微的種種時刻。本書所回望的，不單單是劇團們的延續與發展，也包含新劇團與老劇團之間的突變或隔閡。這讓我們再次回到討論的核心：我們還能透過「民眾」這個稠密的概念，去充分理解當代的民眾劇場嗎？
- Althusser, Louis. 2006 [1982-1983]. “The Underground Current of the Materialism of the Encounter.” In Philosophy of the Encounter: Later Writings, 1978-87, edited by François Matheron and Oliver Corpet. London; New York: Verso, pp. 163-207.
- Althusser, “The Underground Current of the Materialism of the Encounter.”
